回忆这一辈子，吃过不少苦，受过许多累，烧炭背脚种田地，文秘教师大队书记，什么都干过。但最让自己满意的是越过“雷池”搞承包，让百姓填饱了肚子的风险作为。
红岩厂大队位于邓村西北角，平均海拔800米，山大人稀，田地分散，是邓村典型的偏远贫困队。1976年以前，全大队按照上级要求，统一生产劳动，记大寨工分，年底按照人口和工分分配。那年月，群众填不饱肚子，生产劳动出工不出力，混日子。“七点钟还在歪被窝，八点钟开始挂吊锅，九点钟到园子里摸，十点钟了才出坡”是当时多数人劳动态度的真实写照。“出工一条龙，下田一窝蜂，评分把脸红，分配拿硬功”是干部们最恼火的事情。作为当时的大队支部书记，我看在眼里，记在心头。特别是大人吃不饱，小孩饿得哭让我这个书记特别难受。
1976年正月，我们大队为搞好春播生产召开例行队委扩大会，六个生产队的正副队长、大队干部共十七人参加会议。为集思广益出主意，要求到会人员都谈谈自己对春播生产的意见，当时到会的多数就春播生产怎么搞谈了看法。到第六生产队副队长彭世分发言时，竟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想法，他说：现在这种生产分配形式，不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，队长要急死，群众死不急。但也不能怪罪他们，一年忙上头，还是个光溜溜，年底来算账，还是个零哒光。肚子装不饱，力气哪里找。不如分组作业小包干。
意见一经提出，会场热闹起来，二组队长说，这种形式很好，分组后，大家当自己的事搞，精耕细作，产量肯定提高。四组的队长认为，分组作业，就不用一窝蜂的炒来炒去，特别是同秭归兴山交界的田地，来回在路途花的时间比劳动时间还多，翻山越岭汗流浃背，少数人去不合理，社员们都去不划算，分组作业就好安排一些。也有几个人私下议论，怕搞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。第六生产队队长董广秀谈了自己的真实想法，她说，分组作业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个好办法，我们队18户南北相距几公里，29个劳动力天天跑来跑去，累得没得法。若是分组干，就要节约好多时间，也不用我们天天吆三喝四。不过包产到组风险大，搞不好就得挨批评。她的一席话提醒了大家，随后都望着我沉默起来。
我内心也非常矛盾，就这样按部就班的吃大锅饭，社员劳动积极性不高，群众饿肚子。包产到组肯定比现在好，但风险特别大。
望着大家恳求的目光，我给大家讲出掏心窝子的话：包产到组是一个可行办法，但风险大，我们现在不可能都搞，只能小规模偷偷做，铁尺岩生产队海拔高，居住特别分散，信息也相对滞后一些，让他们先试一下，希望大家不要声张。如果上面知道了批评处分，我承担。
1976年三月红岩厂大队便开始在最偏远的铁尺岩生产队试行“包产到组”生产责任制模式。其基本形式是把当时铁尺岩17户66人分成三个组，田地按远近好坏搭配，产量依据前三年的亩均值计算，上交提留也依照前三年均值计算，保证国家的、留足集体的，上交提留以外的由各组按照工分人头三七开自行分配。实施这种形式后，组员的生产积极性极大的提高，“出坡象拉纤，收工如射箭”的情景少了；“天天来报到，工分照样靠,出工不出力，扣分就扯皮”的现象消失了。生产过程中管事的人增多，以前为加分扣分红脸，现在为怎么种高产，种那样划算争论，彻底改变了以前“队长喊破嗓，社员怨载道”的被动局面。生产发展了，耕作精细了，亩产增加了，群众高兴了。1976年铁尺岩生产队承包的粮食总产量是2.4万公斤，全年实际完成3.15万公斤，比计划数增长31.2%；人平口粮由1975年的213斤增加到329斤，增长54.5%；人均年纯收入由1975年的36元增加到48元，增长33%。
尝到甜头后，1977年“包产到组，多劳多得”的小包干便在红岩厂大队全面推开。推开后，我也挨过不少批评，做过多次检讨，但群众能吃饱饭了，笑脸多了，我觉得值了。
1979年我们红岩厂大队又率先实行“联产承包，包产到户”的农业生产责任制。从此越过“雷池”，走上改革致富的康庄大道。
